2023年6月9日星期五

传奇人物:陈送

    陈送是新加坡开埠初期首批到来定居的先驱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835年4月4日,新加坡第一份英文报章《新加坡纪事报》报导了轰动海峡殖民地的陈送死讯:“闻名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富商陈送于今天下午在他位于谐街的寓所去世。”报导也指出,据说陈送出身低微,却积累了可观的财产。享年多少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介于72至75岁之间。

    陈送谜样的人生打从出生就充满传奇。据《新加坡史话》作者百克利说,陈送约1763年出生于广州。那么他是广东人无疑,可是他却是海峡殖民地三州府(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的闽帮领袖,意味着陈送父亲是闽南人。他15岁离乡背井流浪到潮州人海外重要据点的印尼廖内群岛,后来移居槟城10年。他至迟于1814就定居马六甲。是年,海峡殖民地档案里记录了他一起民事官司。最后于新加坡开埠之初来到新加坡开荒辟地,终老于新加坡。

    陈送人虽在新加坡,印尼、槟城和马六甲的官民仍然感受到其影响力无所不在。1824年,他在马六甲蓄奴主名单中被列为大蓄奴主,拥有10名家奴。自17世纪荷兰统治马六甲,蓄奴合法,且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1825年,他被槟城列为当地四大华人首领之一。陈送也是恒山亭创立时的大董事之一。

    陈送浪迹天涯,在各地结识了黑白两道官商各界领袖人物,建立了牢固的人脉与商脉,是新加坡开埠初期法治未兴过渡时期的枭雄,为各界所倚重。陈送亦为开路先锋。当马六甲华商还在观望之际,陈送于开埠的第二年率先来新加坡闯天下。1820年的新加坡还是蛮荒之地,基础设施尚待开发。翌年,新加坡首任驻扎官法夸尔还向上司莱佛士报告新加坡依然闹劳工荒,急需引进劳工及技工来建设基础设施,如排水、筑路、建桥。陈送就在开埠初期出现在新加坡历史舞台上,并留下烙印。
    
    厦门船长被扣留事件
    莱佛士将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但苏丹与天猛公却依旧循惯例,公开向入港船只征收物品。1821年2月,一艘来自厦门的帆船入港,由于没进贡礼物,船长被苏丹与天猛公部下在甘榜格南囚禁,引起轩然大波,欧商向驻扎官法夸尔强烈抗议。

    收到欧商的抗议书后,驻扎官法夸尔对此事件非常不悦,下令助理警察总长彻查。助理警察总长即促苏丹立刻释放船长,并传该船长纪祝(Ji Choo)到警察署调查。厦门帆船船长纪祝于1821年2月23日在警察局的口供书,显示这起事件也和陈送有关:

    道光元年农历二月十三日(1821年2月15日),我们来到了(新加坡)海岸,锚定后我到陈送的家,他差遣我到港务局办公室报到。在港务局办公室,我回答职员提出的问题,他写下我的答案后,送我去见港务长,他与我交谈一会后,就打发我离去。无论是港务长还是职员都没告诉我,必须去见苏丹或天猛公,他们也没有让我看港口条例。在这个月的第十七天(2月19日),陈送叫我去见苏丹和天猛公。我先就近去见天猛公。然后我去苏丹家,随身带了一件价值近二十元的小礼物。苏丹欣然接受礼物。苏丹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来见他。我通过通译峇峇陈汉回答我生病。苏丹叫通译峇峇陈汉联系陈送。通译还没到大门,苏丹就命令把我关起来,那时约下午两点钟。傍晚约六点半,我被释放。因此,我被囚禁将近四个半钟头。

    我没有去见苏丹,直到被敦促才去。我无意违反任何港口条例,而是由于对上述条例的无知,对我的过失深表歉意。[1]

    助理警察总长也拜会了苏丹。苏丹称因船长无礼而被扣留,苏丹也辩称按照港口条例,船长向港务局报到后,须拜会苏丹,礼物只是象征性,无礼物也无妨。助理警察总长向法夸尔报告事件经过。法夸尔命助理警察总长传达他对船长给苏丹送礼物之举的不满。由于船长在船上,助理警察总长只好通过陈送将驻扎官的讯息传达给船长,同时也敦促陈送拜会法夸尔。3月初,法夸尔也向在苏门答腊明古连的上司莱佛士书面报告事件经过。翌年莱佛士与苏丹及天猛公再签约,英国东印度公司每月支付苏丹五千元,天猛公八百元,苏丹及天猛公则放弃向船只征税的一切权力。新加坡遂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

    这起事件凸显了陈送的人脉之广,他的交际网络可以直通新加坡最高的政府官员驻扎官法夸尔、警察总长、苏丹、天猛公。他俨然是新加坡开埠初期华社的首领,从事转口贸易的中国帆船船长一上岸,须即刻到他府上拜码头。

    转达中国帆船船长的申诉

    中国帆船船长也不时通过陈送,向政府反映或申诉一些在新加坡港湾遭遇到的船务问题。按照港务局的规定,帆船只准在今丹戎禺海滩修船,既不便也会增加费用。于是陈送于1823年4月代中国帆船船长向驻扎官法夸尔陈情。法夸尔即刻致下列函给港务局局长费林特(莱佛士妹夫),请他给予批准:

    兹接到陈送的一份陈情书,一些中国帆船船长申诉如果被迫在箭角(Arrow Point,丹戎禺一带)修帆船所需的桅杆,他们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不便和额外费用,并请求允许他们在甘榜格南或直落亚逸海滩进行有关作业。我认为,政府应尽量给予经常出入港口的船只船长一切可能的便利和鼓励,而且我不知道给予有关的便利会给公众带来什么特别的不便,请你给予允准所请,除非你接到副总督反对的命令。[2]

    代表华社欢送驻扎官法夸尔

    从上述厦门船长被关禁事件及代中国帆船船长呈交请愿书,能看出陈送和法夸尔私交匪浅。他们之间的交情始自法夸尔担任马六甲驻扎官(1803-1818年)任内。1823年12月28日,法夸尔辞官离开新加坡回英国,各界热烈欢送。临别前夕,各界在法院举行送别会,各族商界代表致告别词。以陈送为首的华商代表团的演讲词充满感性,表达华商感谢法夸尔在新公平的仁政。以陈送为首的华商还送一个价值700西班牙元的银盘给法夸尔,上面刻有“他们对他(法夸尔)在马六甲和新加坡期间的品格和行政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字样。

陈送等致海峡殖民地总督请愿书

1827年5月20日,颜冻、陈送、林全、张亚满、杨皂及蔡鸭联名向海峡殖民地总督浮尔顿陈情,请政府制止注辇人(来自印度南部的回教徒)在恒山亭挖土出售牟利。由于他们这种不法行为,至今已有几个棺木被挖出来。“注辇人继续闯入请愿人的坟地,让死者不得安息,这种行为违反了我们的宗教习俗。因此,请愿人谨以崇高的敬意,谦卑地请您考虑上述情况,并授予地契,使他们可以在不被进一步干扰的情况下占用该坟地”。[3]



    ▲颜冻、陈送、林全、张亚满、杨皂及蔡鸭联名向总督陈情请政府制止注辇人在恒山亭挖土的签名档案

    丁加奴王给陈送的信

    陈送除了在直落亚逸一带的商业区投资地产及承包政府的赌税外,也经营货运。新加坡欧商由于不了解马来土邦的地缘政治及语言不通,不敢贸然和土邦进行贸易往来。这就给了华商如陈送扮演托运的角色。1830年代,马来半岛海域海盗猖狂。因此,托运是高风险的行业。1832年,陈送接受欧商查尔斯托马斯公司之托到丁加奴运一批货物来新加坡。于是陈送即包租丁加奴王的一艘帆船负责托运。1832年9月收到一封丁加奴苏丹稍来的来函,告诉他坏消息。陈送包租的帆船在甘马挽(位于丁加奴与彭亨之间)海域遭遇一群海盗,船长及两、三名船员被杀,船上满载货物包括咖啡、白胡椒及锡全部被抢劫一空。

    私刑

    1831年2月,一名富商太太在直落亚逸街一间陶瓷店无故以大石头砸破陈列的陶器。店主怒打富商太太及在两名友人协助下把她推到水沟里。富商太太的亲友深感受辱,因此坚持要将此案提交侨领陈送仲裁。听完案情后,陈送即刻掌掴店主耳光。陈送在仲裁前先请示代理辅政司波汉是否可以让他按照华人习俗审理此案。波汉不加思索就同意所请。陈送无视店主女婿以罚款代刑的求情及店主妻女跪求,判三人有罪,并在众人面前亲自执行鞭刑。

    入土为安

    陈送是新加坡开埠初期拓荒时代的特殊领袖人物,在黑白两道名气极大,甚至有人借用他的名来抢劫。1831年就发生类似案件:一名苏门答腊文岛华人甲必丹的儿子返乡回文岛,在新加坡逗留数日,就有人假借陈送之名说陈送要见他,结果在途中被抢。

    1836年4月,新加坡医疗传教会彼得·帕克牧师在新加坡目睹陈送隆重的葬礼,他的目击报导如下:

    1835年4月13日,这一天展示了新加坡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场景:一个华人守财奴陈送于4月2日去世,享年73岁。其葬礼在上午10点钟举行。由于它以不同的方式说明了中国偶像崇拜的特色,我对它的观察更为细致,我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叙述……

    我没有跟着(出殡队伍)走,但接受了英国牧师的邀请,直接乘马车到一英里外的坟场去。那是在福建人坟山(恒山亭)的西北边。杂草最近已经被清理过,一条刚建的新路好让巨大纸扎图像(如灵厝、神像等)直通墓地。这里搭起了棚,供华人和欧洲人休息。在墓穴上方覆蓋着亚答遮篷。不久,送葬的队伍到了。灵柩被安放在墓穴上的两根木棍。在一阵敲锣打鼓、喧哗声中,棺木被放进一个槽里。[4]

    随着陈送的去世,新加坡华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草莽英雄时代也宣告结束。

注释

[1]Straits Settlement Records (SSR) L4: Singapore: Letters to Bencoolen, 23.02.1821, p. 304.

[2]SSR, L14, ? .04.1823, p.27.

[3]SSR, A34, 24.02.1831, p. 3; 01.03.1831, p.3.

[4]Singapore Free Press, 14.07.1836, p.1.

(作者林孝胜为历史学者、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


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

学者提出新定位 邱菽园是文人报人也是文化推手

@谢燕燕 2014年03月09日
新加坡早期著名文人、诗人兼报人邱菽园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角色——文化推手。

本地文史研究者姚梦桐从新加坡战前美术史的角度切入,指出邱菽园在推动本地美术发展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

新加坡早期著名文人、诗人兼报人邱菽园(1874-1941)在武吉布朗静静躺了73年后,他以“处士”自居的墓园,即将在星期三(3月12日)起坟,让位给新道路。邱菽园的骨灰将由后人安置到光明山普觉禅寺。

另一方面,国家图书馆纪念“新加坡重要先驱作家”系列展览之一的《浪漫与革新:南侨诗宗邱菽园》展览,目前还在国家图书馆7楼及8楼举行,将展至今年5月18日。

再次聚焦这位传统文化人时,发现他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角色——文化推手。本地文史研究者姚梦桐(67岁)从新加坡战前美术史的角度切入,指出邱菽园在推动本地美术发展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

姚梦桐2月22日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公开讲座,谈“邱菽园与新加坡战前美术”时指出,邱菽园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曾对当时相对寂寥冷清,被喻为“文化沙漠”的新加坡文化景观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填补和丰富了我国早期美术史。

常接待旅居星洲文人墨客

他的研究显示,邱菽园除了写得一手漂亮书法,懂得绘画和篆刻,更重要的是经常接待、举荐那些路经此地或旅居星洲的文人墨客,在报章上为前来卖字的各地书法家代订“润格”(标出书法规格和价码),是本地早期书画坛上的核心人物与推手。

姚梦桐1985年曾花三个月时间,在邱菽园外孙王清建家中翻阅和研究邱菽园所留下的书画诗稿。当他把这批珍藏与旧报章史料放在一起比对时,便勾勒出邱菽园作为本地美术推手的重要角色。

退休前任职于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的姚梦桐,曾在1992年撰写《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由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

他不久前受访时说,他曾在《天南新报》读到“朱笺金泥”,起初不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邱菽园在福建时,想把一本“朱笺金泥”的书帖刊印流传。

当他在王家看到邱菽园所珍藏的《吕西村墨宝》时,才明白这本已有180年历史的书帖,原来是以磨成泥的黄金临在红色朱笺上,故而称“朱笺金泥”!

姚梦桐说,看到被台湾人誉为“金石学宗师”的吕西村(1784-1855),用金泥临摹自魏晋南北朝到清代的各种书体,那种震撼简直无法形容。

吕西村是在1834年为友人临摹这本《吕西村墨宝》,邱菽园1893年左右便已得到此书帖并视之为宝,曾四处找人将之刻印流传,但无人敢承接。他后来抽出其中几页,以“西法精拍(拍照),古锦装潢”的方式制成书帖,将之流传。

在自创《天南新报》介绍书法家作品

邱菽园8岁时便随父到新加坡,15岁回家乡海澄受教育,20岁在乡试中举人,21岁上京会试落第,23岁因父病重回到新加坡继承百万财产。他因多才、多情又一度多金,除了与当时的文人墨客往来频密,也借助他所创立的《天南新报》为平台,举荐和介绍过境或寓居本地书法家的作品,让新加坡增添文化气息。

他在1896年创“丽泽社”,隔年再创“群乐社”,让流寓这里的文人墨客切磋交流。

1927年,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李瑞清的侄儿李健(李仲乾)为倡办尊孔大学南来新加坡筹款,在中华总商会举行诗文书画篆刻展,开启了文人墨客在总商会办展览的风气。邱菽园当时领导本地文人推荐这一书画展。李健之后,何香凝、高剑父也在那里办过展览。

1928年,邱菽园曾为寓居本地的著名书法家谭恒甫的《字谱》写序,1929年,他以南洋书画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与评选书法工作,自己的画作还参展。

邱菽园为“文化推手”的重要实例

姚梦桐还整理了下述文坛画坛事迹,作为邱菽园曾是本地“文化推手”的重要实例:

◆为朝鲜书法家尹溪石代订“润格”

邱菽园曾于1898年2月12日在《叻报》为南来草圣尹溪石代订“润格”,即刊登尹溪石住在牛车水悦生客栈的消息,以及替人写书法的规格与收费(润笔费)。

邱菽园后人家中还藏有尹溪石的一幅草书《桃花源记》。尹溪石自1887年便往返于江南一带,当时名气很大。

除了尹溪石,邱菽园也曾在报章上推荐许纶亭、潘飞声、林筠台等人的墨宝。

◆1886年新加坡已有卖字画活动

姚梦桐也在邱菽园的珍藏中看到钟德祥写于甲辰年(1904)的一首诗“乘桴老作海南游,浩荡难驯万里鸥。独我往时原落落,与人偕处亦油油。沧桑过眼真如瞥,将相容头睹可羞。天地蘧庐散沙聚,亦须回首惜蜉蝣。”

他经考究得知钟德祥曾在清廷为官,甚至在越法战争中到边界督军,只是后来落魄,曾于1886年、1902年和1904年三度到新加坡卖字。这显示早在1886年,已有中国文人到新加坡卖书法筹游资。

◆邱菽园在116年前的自我写照

戊戌变法失败后,支持维新变法的邱菽园意志消沉,寄情风月诗酒。1898年10月,他请潮州画师余涛为他作《风月琴尊图》,此画是他当时的自我写照。

之后他邀各地诗人名士约50人给“风月琴尊图”题诗,并汇集成册,当中包括曾宗彦、潘飞声、丘逢甲、丘树甲、王恩翔、林鹤年、伍德彝、陆继俨、 梁伯鸣、康有为、林祇曾、谭彪、林鸿荪、霍朝俊、李季琛、康逢吉等。

这一画册让大家有机会看到那一时期广东、福建名士之书法艺术风采,也看到百多年前新加坡传统文人的墨宝。

◆120年前的荣余庵花鸟虫草册

1893年,邱菽园在福州结交满族画家荣庆(字余庵),请他做了“长白荣余庵花鸟虫草册”(共八幅画)。1894年,他首次拿此画册给友人欣赏,并陆续邀请名人墨客、社会贤达为心爱的画册题字。

最早在画册题字的是林丰年、马兆麟,接着余涛、汪慧庵、谭彪、霞公(江孔殷)、李健、戴培基、戴培元(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也陆续题字。本地先驱人物林义顺和林文庆还以英文题字。

◆邱菽园与林则徐曾孙结拜为兄弟

邱菽园的收藏中有因虎门销烟而名声大噪的湖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的法帖。原来,林则徐曾孙林炳章(惠亭)1902年访新时便与邱菽园结拜为兄弟,还把收录着“林则徐节录圣教序”的册页送给了邱菽园。

姚梦桐从册页中的文字推测册页原为吕西村(世宜)所藏,后为林炳章所得,他再把册页转送给邱菽园。

◆收藏90年《寿梅图》与早期文人雅士

邱菽园生活的年代,文人雅士还延续着结社赋诗的传统,遇好友做寿便赋诗、挥毫和赠画,在作品上盖上知己所赠印章等,风雅一番。

1924年,邱菽园与一群流寓星洲的风雅之士结成“星洲檀社”。他在这一年庆祝五十大寿时,檀社社友、同济医院名医颜怡园(颜文浩)为他做《寿梅图》,留下反映上述精神特征的可贵文物。

姚梦桐发现画作的起首章“诗酒痴”乃朱愚谷所刻,压角章“磊磊落落”则是孙裴谷的作品,为此觉得此画对本地美术史意义非凡。孙裴谷曾于1922年创办“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但今天要一睹他的作品非常不易,《寿梅图》总算让本地的美术研究者有机会满足好奇心。




“澳门婆”传统 “南洋婆”豪迈 “上海婆”气派 后人细说孙中山的三个女人

2014年03月10日 谢燕燕 报道

三八妇女节当天,73岁的孙必达在晚晴园畅谈孙中山生命中三位重要女性的事迹。她们是孙中山的元配卢慕贞、红颜知己陈粹芬和夫人宋庆龄。

退休前从事酒店管理行业的孙必达是孙中山的曾侄孙,即孙中山大哥孙眉的曾孙。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动荡、战乱,再加上复杂的政治因素,即使同为孙家人,未必有机会谋面。孙必达是唯一见过中国近代史上几位重要女性,包括卢慕贞、陈粹芬、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孙家后人。

往事如烟,孙必达却清晰地记住三位孙夫人的风采与特点,详述了他与“澳门婆”(卢慕贞)、“南洋婆”(陈粹芬)和“上海婆”(宋庆龄)的特殊关系。

卢慕贞(1867-1952)是裹着三寸金莲的典型传统中国农村妇女。脾气虽然有些急躁,却是为丈夫生儿育女,默默持家的贤妻良母。

陈粹芬(1874-1962)则是陪着孙中山闯荡江湖,出生入死的神秘“侠女”。她死心塌地跟着孙中山搞革命,功成身退,为人讲义气,从不计较身份。

宋庆龄(1893-1981)出生书香世家,受过良好西方教育,谈吐优雅,气质高贵,充满睿智,言语风趣幽默却非常有主见,是完全有资格当“国母”的特殊女性。

孙必达指出,三位女性出身背景、身份个性、人生阅历不同,并在不同人生阶段走进孙中山的生命。她们和他的关系也很不一样。卢慕贞比孙中山小一岁,陈粹芬比他小八岁,宋庆龄则比孙中山小了27岁。

旧式妻室卢慕贞

卢慕贞与孙中山同是中山人,17岁在父母安排下嫁给当时18岁、还未到香港学医的孙中山。两人之间育有一男二女,即孙科、孙娫与孙婉。

从1884年与孙中山结婚,直到1915年办理离婚,卢慕贞与孙中山的夫妻缘分持续超过30年,当中聚少离多,但据孙必达说,孙中山还是很照顾这位元配,经常给她写信,有钱时便给她寄家用。卢慕贞因长时间生活在澳门,孙家后人称她“澳门婆”。

孙中山被清廷追捕时,卢慕贞曾带着子女到夏威夷檀香山投靠孙眉,后来随孙眉迁至九龙牛池湾,1910年举家搬到槟城,民国成立后到过南京和翠亨村与孙中山相聚,之后就在澳门定居。

孙必达是在1947年6岁时,首次在澳门见到卢慕贞,当时卢慕贞和孙科的岳母一起住在孙科为她们建的大房子里。她还给调皮的孙必达取了个小名儿叫“达叔”。

在孙必达的记忆里,卢慕贞不懂英文或普通话,只讲中山话。孙中山对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成了虔诚基督教徒,年纪很大时还经常上主日学。她1952年去世时,澳门政府给她办了隆重的基督教葬礼。

巾帼英雄陈粹芬

祖籍福建同安但在香港出世的陈粹芬,是孙中山1890年在香港求学时,由陈少白介绍的红颜知己,两人一生相处时间约24年。

不管是在澳门行医、到日本避难,还是到南洋密谋起义,陈粹芬一直是跟在孙中山身边,为他洗衣煮饭、为他铤而走险的革命伴侣。孙必达说,陈粹芬与孙中山的革命同志非常熟络,大家称她“四姑”,她后来一直称孙中山为“总理”。

孙中山1914年表明要与宋庆龄在一起时,当时与孙眉一家生活的陈粹芬,决定再回到南洋经营树胶园,为孙家的生计寻求出路。此后她便在槟城、怡保独自生活,还在那里领养了友人的女儿苏仲英(孙必达的母亲)。她是在1931年,在孙科的请求下回广州与孙家团聚。

陈粹芬既是孙必达的曾叔母,也是他的外婆。她1931年带着已改姓孙的仲英回广州念书时,正好孙眉的孙子孙乾(孙必达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广州。没想到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姑侄竟然爱上对方。



家人为了拆散他们,把孙乾送到意大利的军校深造,还把孙仲英安排到夏威夷求学。没想到孙仲英1935年毕业后,没回广州而是直接到意大利与孙乾结婚。两人后来生了五个儿子,孙必达排行第三。陈粹芬此后一直和他们在一起生活。

孙必达记忆中的“阿太”,年轻时是个巾帼英雄,年迈时是个非常疼爱孙子的慈祥祖母,不曾骂过他们一句。她临终时掏出珍藏了一辈子的两件东西,即“总理”(孙中山)送给她的怀表和戒指。

母仪天下宋庆龄

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的宋庆龄,是因为担任孙中山秘书的姐姐宋霭龄要结婚,自告奋勇接替姐姐而在日本与孙中山邂逅。她原本就对孙中山充满敬仰与爱慕,尽管两人年龄差距大,却很快变得亲密无间,不过两人相处时间只有12年左右。

孙必达说,留美的宋庆龄和讲得一口流利英语的孙中山称彼此为“亲爱的”,孙中山称卢慕贞为“科母”(孙科之母),陈粹芬称孙中山为“总理”,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三位女性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孙必达的祖父母早逝,他父亲孙乾从1921年至1924年,曾和孙中山、宋庆龄一起生活在广州大元帅府。孙中山当时安排孙乾和他哥哥在广州求学,宋庆龄周末时便去接兄弟俩。孙中山1925年在北京去世时,孙乾和哥哥还在广州读书。

因时局和政治原故,后来去了香港的孙必达是在1979年才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宋庆龄。她第一眼见到孙必达时便用英语说:“彼得(孙必达的洋名),你长得和你父亲一模一样!”孙必达叫她“曾祖奶奶”(great granny),她却要他喊她“奶奶”(grandma)就好了。

孙必达说,祖籍海南文昌的宋庆龄的广东话不行,普通话带有宁波音,两人因此用英语沟通。从1979年直到宋庆龄于1981年5月底逝世前,两人见了好几次面。宋庆龄弥留时,孙必达还在她病榻边。

还未与宋庆龄谋面前,孙必达曾在台湾见过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他发现这两位分隔在海峡两岸的姐妹,无论是气质举止,还是说话的声音语调都非常相似。

孙必达说,留美的宋庆龄和讲得一口流利英文的孙中山称彼此为“亲爱的”,孙中山称卢慕贞为“科母”(孙科之母),陈粹芬称孙中山为“总理”,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三位女性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澳门婆”传统 “南洋婆”豪迈 “上海婆”气派 后人细说孙中山的三个女人
谢燕燕
2014年03月10日
  • 孙必达在晚晴园讲述他复杂的家史,特别是他与卢慕贞、陈粹芬和宋庆龄的相处经历。(林国明摄)
孙必达是孙中山的曾侄孙,是唯一见过中国近代史上几位重要女性,包括卢慕贞、陈粹芬和宋庆龄的孙家后人,而且能清晰地记住这三位孙夫人的风采与特点。
谢燕燕 报道
chiayy@sph.com.sg
三八妇女节当天,73岁的孙必达在晚晴园畅谈孙中山生命中三位重要女性的事迹。她们是孙中山的元配卢慕贞、红颜知己陈粹芬和夫人宋庆龄。
退休前从事酒店管理行业的孙必达是孙中山的曾侄孙,即孙中山大哥孙眉的曾孙。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动荡、战乱,再加上复杂的政治因素,即使同为孙家人,未必有机会谋面。孙必达是唯一见过中国近代史上几位重要女性,包括卢慕贞、陈粹芬、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孙家后人。
往事如烟,孙必达却清晰地记住三位孙夫人的风采与特点,详述了他与“澳门婆”(卢慕贞)、“南洋婆”(陈粹芬)和“上海婆”(宋庆龄)的特殊关系。
卢慕贞(1867-1952)是裹着三寸金莲的典型传统中国农村妇女。脾气虽然有些急躁,却是为丈夫生儿育女,默默持家的贤妻良母。
陈粹芬(1874-1962)则是陪着孙中山闯荡江湖,出生入死的神秘“侠女”。她死心塌地跟着孙中山搞革命,功成身退,为人讲义气,从不计较身份。
宋庆龄(1893-1981)出生书香世家,受过良好西方教育,谈吐优雅,气质高贵,充满睿智,言语风趣幽默却非常有主见,是完全有资格当“国母”的特殊女性。
孙必达指出,三位女性出身背景、身份个性、人生阅历不同,并在不同人生阶段走进孙中山的生命。她们和他的关系也很不一样。卢慕贞比孙中山小一岁,陈粹芬比他小八岁,宋庆龄则比孙中山小了27岁。
旧式妻室卢慕贞
卢慕贞与孙中山同是中山人,17岁在父母安排下嫁给当时18岁、还未到香港学医的孙中山。两人之间育有一男二女,即孙科、孙娫与孙婉。
从1884年与孙中山结婚,直到1915年办理离婚,卢慕贞与孙中山的夫妻缘分持续超过30年,当中聚少离多,但据孙必达说,孙中山还是很照顾这位元配,经常给她写信,有钱时便给她寄家用。卢慕贞因长时间生活在澳门,孙家后人称她“澳门婆”。
孙中山被清廷追捕时,卢慕贞曾带着子女到夏威夷檀香山投靠孙眉,后来随孙眉迁至九龙牛池湾,1910年举家搬到槟城,民国成立后到过南京和翠亨村与孙中山相聚,之后就在澳门定居。
孙必达是在1947年6岁时,首次在澳门见到卢慕贞,当时卢慕贞和孙科的岳母一起住在孙科为她们建的大房子里。她还给调皮的孙必达取了个小名儿叫“达叔”。
在孙必达的记忆里,卢慕贞不懂英文或普通话,只讲中山话。孙中山对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成了虔诚基督教徒,年纪很大时还经常上主日学。她1952年去世时,澳门政府给她办了隆重的基督教葬礼。
巾帼英雄陈粹芬
祖籍福建同安但在香港出世的陈粹芬,是孙中山1890年在香港求学时,由陈少白介绍的红颜知己,两人一生相处时间约24年。
不管是在澳门行医、到日本避难,还是到南洋密谋起义,陈粹芬一直是跟在孙中山身边,为他洗衣煮饭、为他铤而走险的革命伴侣。孙必达说,陈粹芬与孙中山的革命同志非常熟络,大家称她“四姑”,她后来一直称孙中山为“总理”。
孙中山1914年表明要与宋庆龄在一起时,当时与孙眉一家生活的陈粹芬,决定再回到南洋经营树胶园,为孙家的生计寻求出路。此后她便在槟城、怡保独自生活,还在那里领养了友人的女儿苏仲英(孙必达的母亲)。她是在1931年,在孙科的请求下回广州与孙家团聚。
陈粹芬既是孙必达的曾叔母,也是他的外婆。她1931年带着已改姓孙的仲英回广州念书时,正好孙眉的孙子孙乾(孙必达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广州。没想到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姑侄竟然爱上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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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6日星期一

新加坡华社代表和学者建议为受影响武吉布朗坟山建名人墓园



福建会馆文化组副主任杜南发认为,华人传统是小我服从大我,只要发展方向是为国家大利益着想,就应以大局为重,早期就有不少坟山为城市发展让路,例如碧山。“能两全其美当然最好,但遇到不能的时候就得有取舍。” 联合早报  2012-3-21  杨丹旭 报道  yangdx@sph.com.sg

  武吉布朗坟山中一些先贤坟墓因该地段发展而需迁移,华社代表和学者建议,为受影响的先贤坟墓建立名人墓园,让武吉布朗承载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
  福建会馆文化组副主任杜南发受访时说,从传承历史文化角度看,会馆希望整个武吉布朗能完整保留,但新加坡土地有限,需要权衡保留过往和发展未来。
  他认为,华人的传统是小我服从大我,只要发展方向是为国家大利益着想,就应该以大局为重。早期就有不少坟山为城市发展让路,以碧山为例,要不是当时迁移坟山,就不会有碧山市镇,为几十万人提供居所。
  杜南发说:“能两全其美当然最好,但遇到不能的时候就需要有取舍。在这个交叉路上,我们要看这块地是否非用不可,如果发展是有意义的,小我就要为大我牺牲,不过得确保作出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为发展让路同时,尊重历史文化同样不可忽略。杜南发认为,在发展这个地段前,应对武吉布朗的坟墓做完整记录。
  他说:“很多东西能保留就该保留,如果不能,最低限度是进行记录,这比让它们淹没在历史中要有价值多了。目前政府也有在这么做,这是好事。”
    充分记录后,杜南发认为,应该由独立的学术委员会鉴定哪些先贤之墓,或者是能反映新加坡墓葬文化的坟墓值得保留。如果发展能绕道而不影响这些坟墓固然最好,不得已要挖掘的,则可以集中搬迁到武吉布朗中的一个地点,建立一个名人墓园。
  他说:“目前比较逼切的是这次路段的落实,涉及了新加坡文化史和中国近代史重要先贤邱菽园的墓地。他是一位标志性历史人物,必须认真与慎重处理,如可能应先以专案优先处理,以免将来悔恨莫及。”
  历史学者柯木林也希望,把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坟墓,例如薛中华、邱菽园等人的坟墓集中搬迁到一个先贤陵园。
  他说:“薛中华和他的族人创造了新加坡的很多第一,比如建造第一个华人庙宇;邱菽园则为新加坡带来文化气息,他们的坟墓都有很高的保留价值。”
  柯木林指出,在英国、法国、中国等地,人们为了保留古迹,不惜把整座大楼拆了之后搬去别处,当局可以效仿这样的做法,搬迁有价值的坟墓。
  他说,武吉布朗会分阶段发展,一些地段最终可能不受影响,可以在那里建立先贤陵园,方便人们凭吊。
  杜南发还建议,在名人墓园旁设立类似墓园文化馆的地点,存放有关武吉布朗资料,供人们研究使用。“这样的做法较切合实际,也符合发展需要,并能对历史文化有所保留和尊重。”
  国家文物局受询时说,文物局认识到武吉布朗的文化遗产价值,并在和市区重建局等其他政府机构合作,想办法记录这些的文化遗产;文物局将在稍后分享更多细节。
  陆路交通管理局前天公布穿过武吉布朗的新道路详情,受影响的坟墓是3746个,比之前估计的5000个少,其中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约有17个。
  国家发展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陈川仁,前晚同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自然学会等民间团体举行闭门会议。七个民间团体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闭门会议令人失望,并呼吁停止所有有关武吉布朗的发展计划。
    声明说,这个原定上个月进行的会议被延期,而且只有个别代表才能参加会议,民间团体也没有办法在会议上表达看法。
  对此陈川仁在面簿回应说,闭门会议的目的是分享背景,并不是个别团体所期待的对话会,也不是来探讨是否要建路,因为这已在国会辩论中宣布。不过,“就因为不如个别参与者所愿,让他们分享看法、邀请他们想要邀请的人,诚恳的交流被视为欠缺努力。”
  陈川仁承认这是武吉布朗课题的一个层面,并解释说,闭门会议是为向代表们说明当局有哪些考虑、达致当前决定的背景,更重要的是讨论未来的方向。

陈川仁:武吉布朗大部分土地短期不受发展计划影响

陈川仁:武吉布朗大部分土地短期不受发展计划影响


(2012-03-06)

  除了受建路计划影响部分,武吉布朗绝大部分土地短期内不受发展计划影响,只有靠近旧警察学院的南端、即过去的安祥山坟山,近期会受扩充大巴窑组屋区的发展计划影响。

发展计划在研究阶段

  国家发展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陈川仁昨天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国家发展部开支预算时宣布上述消息。据了解,有关发展计划还在研究阶段,因此目前还没有任何详情。

  数名议员和官委议员,包括张有福(如切单区)、伍碧虹(淡滨尼集选区)、官委议员许优美和法扎等,再次提起武吉布朗的课题。

  伍碧虹指出,在拆除标志性旧建筑时,新加坡人可能失去灵魂的一部分。直到今日,有人还在质疑拆掉国家图书馆、水族館和国家剧场的决定是否正确。她希望政府不要急于拆除被视为有历史价值的遗址,因为一旦拆除便永远找不回来。

  许优美说,过去40年,新加坡已挖掘和清理超过200座坟场,不这么做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组屋区、学校和各种设施。但是,武吉布朗是目前留下来最重要的一个坟场,她希望国家发展部能先深入研究武吉布朗的有形与无形价值,才考虑建路工程。

  陈川仁回应说,新加坡求取发展时不一定非牺牲自己的文化历史、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不可,但他指出,来到土地的运用,有时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这是新加坡所面对的现实。

  他回忆起当年挖掘中峇鲁坟场时,曾有一群反对挖掘祖坟的人前去见已故部长林金山。林金山当时问他们:“你们是要我照顾你们死去的祖先,还是照顾你们的子孙?”

  陈川仁说,林金山的话今天还是很有道理,要如何在保留过去的同时兴建未来,是个艰难问题,但在权衡土地的各种用途后,最终还是得作出决定。

  不过他指出,就算无法保留文化历史中的某些部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尊重,只不过我们必须用别的方式来保存和铭记历史。

  他说,在缅怀过去、建立未来的建国道路上,政府与人民其实还有不少共同空间可携手合作,事实上,已有不少新加坡人挺身而出。

  他解释说,市区重建局去年10月拨款资助5000个可能受道路工程影响坟墓的文史记录工作后,许耀峰博士便领导这项工作,并由罗家成博士负责口述历史征集工作,颜素琳博士则研究如何记录挖掘坟墓的宗教仪式和民间习俗。

  陈川仁也嘉奖那些参与记录坟墓史料的志工,例如来自他选区的陈月鸿、蔡成发、国大建筑系研究生魏真如,还有半天内完成41个坟墓记录工作的萧吉泉等。

  在回答伍碧虹有关能否考虑保存部分重要先驱人物的坟墓时,陈川仁同意实质文物,包括墓碑、雕塑、瓷砖等也很重要。他表示会和有兴趣的团体和个人进一步讨论保存武吉布朗史料文物的课题。